1949年1月，罗瑞卿、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李天焕等五位将领（自右至左依次排列）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65年12月，解放军总参谋长在罗瑞卿遭受林彪的诬陷之时，杨成武临危受命，接替了代总参谋长的重任。不久之后，他亦加入了中央军委负责批驳罗瑞卿的“批罗小组”，并担任了罗瑞卿专案组的组长。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岁月中，罗瑞卿一直是杨成武的上级，二人之间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罗瑞卿遭受打击后，杨成武与罗瑞卿的命运再次交织。这段历史中，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文将首次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01、从上海会议前讲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记载：近期，罗瑞卿在军队事务中对于林彪所发表的诸多偏激之词，屡有微词，由此深为林彪所不容。在林彪及其夫人叶群的指使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官员，竟编造了诽谤罗瑞卿的文件。（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着林彪亲笔致毛泽东的信件及几份诬告材料，前往杭州面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进行诬陷，声称其反对“突出政治”，意图夺取军权。毛泽东不幸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不实指控。

1965年的下半年，杨成武因健康问题，分别于青岛和杭州进行了疗养。在得知了有关他的诬陷材料后，毛泽东便指令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杭州疗养的杨成武，让他前来与其见面。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杨成武：“罗瑞卿近况如何？你们彼此了解吗？”“罗瑞卿与林彪之间关系如何？”杨成武简短地作出回应，随即详尽地汇报了在上海与罗瑞卿的交流经过。

1965年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病情急转直下，罗瑞卿夫妇特意邀请杨成武夫妇一同前往探望。翌日夜晚，罗瑞卿对杨成武夫妇表示：“昨晚我并未召唤你们同行，我独自前往探望林总。林总见到我后，情绪激动，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斥责。他指责我：一是对我实施了封锁，总参谋部同样对我实施了封锁，总参办公厅、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并未送达至他手中。二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仅提及了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而遗漏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包括了他本人林彪。三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宴会上，我自作主张地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而将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林总提出了五项规定，核心内容是：若他身处北京，需每隔数日汇报一次工作；若他身在异地，则需每月汇报一次。在批评我对他实施封锁的同时，林总还引用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言论，并大声念给我听。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他此次的态度迥异寻常。

杨坦诚道：“若总参的文件未曾及时转交于我，若其中有不妥之处，责任应由我承担。身为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长，我理应进行自我反省。”

“不，这责任我来承担，我是总长。”罗坚定地说，“今后务必重视此事，请你向总参的相关单位通报一声，打个招呼。”

在离开上海之前，罗应再赴林彪处看一看。

罗说：“那你跟我一起走吗？”

那日，吴法宪正身处林彪的会客厅。林彪与罗某移步至另一房间，进行了一段长达半小时的私密交谈。杨某对谈话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返抵京城之后，杨同志特地向总参谋部作战部、政治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致意。

六月末，杨某前往青岛进行疗养。至九月末，他又转至杭州继续疗养。29日，杨某抵达上海。恰逢林彪将军亦在上海。当晚，杨某致电林将军，表示：“明日清晨我将离沪，晚间望能抽空拜访林总。”

9月30日凌晨时分，林办传来通知，命杨即刻前往。彼时，林已入睡，叶群与秘书郭连凯热情接待了杨夫妇，一番轻松交谈后，他们便礼貌地告别。

毛泽东言，若干情势业已明了。此前，他已与许世友进行过交流。

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兰州军区某师的一份报告后，作出了重要批示：

对于那些抱持怀疑态度，对强调政治原则采取两面派行为，同时暗中传播一套折衷主义（亦即机会主义）理念的人士，我们应当保持警觉。

同日，毛泽东点名罗。

罗同志的见解与我们存在分歧，林彪同志身经百战，岂能不知军事与政治的真谛？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便能上战场。以往所战，皆为政治之战，我们应恢复林彪同志强调政治工作的原意。罗同志将林彪同志视为对手。自罗同志担任总长以来，未曾独立向我请示汇报，他对各位元帅缺乏尊重，重蹈了彭德怀的错误。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上，罗同志实际上已陷入困境。罗同志行事专断，实为野心勃勃之人。凡欲行阴谋者，无不拉帮结派。

显而易见，那些所谓的揭露材料激起了毛泽东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质疑。例如，那最后一句话，他或许是在疑虑罗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之间的频繁往来，这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杨成武，实难断言。

02、参加上海会

1965年12月6日深夜，徐业夫紧急通知身处杭州的杨成武，要求他于次日清晨前往上海锦江宾馆参加重要会议。此次会议共设立三个小组，杨成武所在的团队汇集了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叶群以及王尚荣和雷英夫（分别是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而该小组的组长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另外两个小组的组长则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会议伊始，叶群便代表林彪发表意见。她指出：“罗瑞卿对‘突出政治’的观点提出异议，竟言‘既要突出政治，也要强调军事’，认为军事与政治同等重要，此乃折中主义的谬论……”

此刻，罗瑞卿正忙于对广州、昆明等地进行部队巡视。然而，三天之后，他方才接到参加某次会议的通知。12月11日下午两点，罗瑞卿抵达上海。毛泽东特地委托周恩来和邓小平与他进行深入交谈，这次谈话持续了数小时之久。罗瑞卿对此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措手不及，心头一沉。

在上海会议上，罗定被指控的“罪状”包括：首先，他反对林彪，对其实施封锁，并对林彪进行突袭；其次，他反对过分强调政治；第三，他向党组织伸手，意图夺取军权。叶群更是无中生有，捏造了刘亚楼所谓的“四条意见”，并得到了吴法宪的所谓佐证。

会议结束后，王尚荣与雷英夫一同返回京城。在总参谋部党委的扩大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当会议落幕之际，杨某从杭州启程，重返京师，并在会上即兴发言。他感慨道：“罗瑞卿同志才华横溢，我们共事已久，他是我的资深领导，如今遭遇如此不幸，骤然被免职，实属惋惜。”言罢，不禁泪洒当场。他还坚决表示：“关于罗总长野心勃勃的传闻，即便我生命不保，我也绝不相信！”

正是这几句话，林彪、江青之流竟然诬称杨成武为“彻头彻尾的罗瑞卿分子”。

03、加入军委“批罗会务组”

1966年2月22日，叶剑英与杨成武秉承邓小平的指令，向毛泽东汇报了军委常委会议关于“批罗”事宜的部署。叶剑英在汇报中指出，会议主要针对罗某在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以及个人主义思想方面的错误进行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随后，杨成武报告了本月上旬前往广州，聆听几位元帅对“批罗”意见的经过。毛泽东对老帅们的观点并未明确表态。

三月伊始，首都北京举办了一场由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领导共同参与的“批罗”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邓小平同志担任组长一职，成员包括彭真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亦设立了会务组，由叶剑英同志担任组长，组员有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

在军委“批罗”会议上，部分与会者，包括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了开除罗某党籍的提议。杨某立刻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强调不可简单粗暴地一蹴而就。吴法宪随后宣读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批判文章，其中诬指“罗某心怀野心，反对林副主席，伸手向党，密谋篡夺军权”。

不堪忍受屈辱的罗某，多次恳求觐见毛泽东，却遭婉拒。在绝望中，他于3月18日留下遗书，从高楼跃下，不幸受伤。事件之后，对罗的批判会议愈发激烈。在此期间，杨的视角对罗有了新的理解，他与王尚荣、雷英夫于3月23日联名发表演讲，主题为《坚决捍卫伟大毛泽东思想，彻底揭露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

4月30日，邓小平同志签署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紧接着，于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此报告，决定撤销罗瑞卿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此后，中共中央组建了罗瑞卿专案组，由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

8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干部时指出：“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应向全体干部进行传达。”不久之后，他又表示：“看来，罗瑞卿难以保全了。”

04、任罗瑞卿专案组长

1967年十月，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迅速解放老干部、召开九大、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规划，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正式成立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并将包括“罗案”在内的十个专案划归其管辖。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共同提名，任命杨成武同志担任“二办”主任，并兼领“罗案”及其他四个专案组的组长一职。“罗案”的领导团队包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李天焕、余立金等同志。“罗案”办公室的主任由李天焕同志担任，许心荣同志任副主任。直至“杨、余、傅事件”爆发，杨成武同志担任了五个月的主任兼“罗案”组长。此后，“罗案”的组长一职由江青同志接任。

“二办”主任的工作职责和方法, 主要是原则领导和处理往来文件以指导专案工作。其间, “二办”共收发“罗案”往来文件33份, 分类如下:

一、针对“罗案”的汇报材料共计16份，内容涵盖以下几方面：罗入党相关材料3份、针对军统在押犯陈曼生的调查资料3份、“罗案”的工作规划3份、叶群就逮捕罗宇（罗之子女）及监护郝治平所发出的指示2份、郝治平的相关资料2份、罗本人所写的涉及萧华的材料1份、关于调用公安部保存罗的信件的请示1份，以及对罗的一般情况进行的反映1份。

二、由“一办”、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及公安部转发至“二办”的文件共计六份，包括：罗某的骨折及伤情报告，以及关于罗某涉嫌间谍维克多案件、泄露国家机密案件、走私窃听器案件和与外国勾结案件的检举材料，以及郝某上交的照片相关情况。

三、江青将5份材料批转至“二办”：包括军统特务陈曼生的口供、罗与其他人的合影照片、罗与彭真之间的往来信件、罗秘书提供的揭发材料，以及罗所写的所谓《认罪书》。

四、涉及其他专案机构的相关资料，包括吉林省公安厅、王光美专案组移交至“二办”的六份材料，以及傅国祯等人的举报材料，以及牟立善针对罗宇的举报材料。

05、违规处理涉及敌我材料

杨成武违规处理了几份涉及罗敌我性质的所谓揭发材料, 他分别予以退回或存档, 没有上报或下转。这样做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杨说:“如果被林彪、江青、叶群发现, 等不到‘三二四’, 我就被打倒了!”原“二办”工作人员陈虹说:“中央专案小组对有关专案材料, 不论是各组上报的, 还是中央专案小组领导及其他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对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押。”当时, 杨成武私下处理部分“罗案”材料具有很大的风险。这些材料处理情况如下:

1967年10月31日，"二办"接获吉林公安厅递交的《在押犯尚作为致信揭露罗瑞卿涉嫌组织“中国自由党”事宜》的文件。该文件经杨审批后，交由李天焕进行存档，并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9日，"二办"接到了由"罗案"组提交的《张英华同志关于从上海电话汇报调查陈曼生情况的报告》。该报告随后被杨退存入"罗案"办公室的档案，并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13日，我办接到了“罗案”组提交的《关于罗瑞卿涉嫌中统特务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杨某批示道，需在综合情况后撰写正式报告，并将报告退回“罗案”办。此后，该文件便未再进行上报。

11月14日，"二办"接到了"罗案"组提交的《罗瑞卿就假党员问题的亲笔陈述》。杨某随即退还了"罗案"组许心荣所保存的文件，并语气坚定地对许心荣表示：“倘若他真是假党员，那么红一军团中便不存在真正的党员了！”

1968年1月17日，"二办"接到傅崇碧转发的文件，内容是关于伪北平市警察局1941年8月6日向伪副市长提交的报告中声称罗瑞卿已退出共产党的消息。杨某随即向傅崇碧提出了异议。他后来表示：“称罗瑞卿退出共产党，完全是敌人出于恶意进行的无耻诽谤。我及时退回了这份材料，以免给罗瑞卿带来额外的困扰。”

1月23日，军委办公厅转来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调查报告》，杨同志随即将其交予“二办”副主任金涛、成学俞二人，并嘱托存档。他语气坚决地说：“这纯属无稽之谈。”

2月5日，我办接到傅崇碧同志批转的《关于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利用职权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背叛党和国家的情况报告》（附照片七张）。杨同志随即退还了傅崇碧同志。

为何违规行为未能及时揭露？原因在于，知晓内情的傅崇碧、金涛、成学俞、李天焕、许心荣等人均为秉持正气的共产党员。他们坚信杨成武的行为是正当且正义的，加之对罗瑞卿、杨成武的尊敬与信任，使得林彪、江青等人对此事毫无察觉。

在过去的五个月中，杨同志始终遵循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以及“二办”成立的初衷开展工作，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所谓涉案人员（包括罗某）造成的不必要困扰。

1972年1月2日, 中央碰头会成员接见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办案人员时, 江青说:“二办如同铁桶一般，既无法插针，亦不能泼水，诸多文件并未让我得见……自饶案以来，杨成武便对我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她进一步表示：“罗瑞卿专案虽由我负责，却始终无法接触到相关材料，这完全是处于封锁状态，连证件与供词皆未曾一睹。”然而，她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

06、全力支持罗瑞卿复出

1975年，杨成武恢复工作之际，罗瑞卿亦重获自由。杨成武对罗瑞卿的境遇深感关切，为促成罗瑞卿早日重返工作岗位，他不遗余力地寻求聂荣臻、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支持，积极展开全方位的协调工作。

建军48周年招待会前, 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确定的参加人员名单上, 仍然没有罗瑞卿等人。这时, 杨收到王建安“要求安排工作”的信。7月10日, 杨向邓小平提出让王建安、罗瑞卿、李天焕等参加“八一”招待会并见报, 安排工作等问题。邓当即指示:

一、对于王建安、罗瑞卿两位同志，建议军委组建一个顾问小组。关于《顾问暂行条例》，我持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强调顾问小组不应干扰在职人员的工作，避免出现类似钦差大臣般四处指手画脚的现象。

二、近期，毛主席作出两项重要批示：一是针对林办工作人员的指示，二是关于周扬案件的批示。罗瑞卿、李天焕的会见情况已在“八一”当日见诸报端。至于李天焕的结论，暂不宜公开。二炮做，交总政处理。调二炮工作。

为取得军委、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件, 杨在外事局《关于建军48周年庆祝活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拟议。恳请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予以审批。”同时，他还特别备注道：（括弧内）对于过去未曾出席招待会、未曾见过报道的一批负责同志，如罗瑞卿、王建安、李天焕等，是否可由总政治部和军委办公厅研究并提出名单，以便提交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审批。叶副主席同意寻找合适的时机来解决罗瑞卿等人的问题。

于是, 杨就罗出席“八一”招待会并见报一事写报告给叶剑英。7月12日, 叶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阅示后, 再呈总理、先念、国锋同志阅示。”叶还在杨写在括弧里的建议旁, 加批“拟同意”三个字。7月17日, 叶给毛泽东写了《关于罗瑞卿、李天焕等出席八一招待会的报告》。毛圈阅后退叶。叶加批:“毛主席已圈阅。请小平同志批送政治局在京同志及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7月19日，邓小平批示：“总理、春桥、江青、先念、锡联、东兴、国锋、振华、成武同志审阅，退存军办。”

7月21日，在叶、邓两位领导的批准下，杨报派遣了总参管理局的周学增同志与总参政治部的李石青同志，乘坐专机前往福州，迎接罗同志返回京城。7月31日晚，罗同志及其他同仁参与了“八一”招待会的盛会。翌日，8月1日，罗同志与李石青同志的名字同步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性媒体的显著版面。

继而，杨对郝治平与罗女的安置事宜，倾注了大量心力。他多方联络，最终皆顺利解决。在此过程中，罗、郝及其子女不止一次莅临杨府，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1977年8月，正值中共十一大召开之际，罗瑞卿、萧华与杨成武三人在京西宾馆同住一室，共餐一桌。罗瑞卿边品尝佳肴，边感慨道：“关于林彪，我们三人实属误判，往日对其从未有过异议，却不料均遭受了惩处。其中，成武同志所受之苦尤为深重，家中竟有三口不幸离世。相较之下，我与萧华的家中尚无人员伤亡。”

07、罗瑞卿对专案组表态。

杨成武被打倒后, 吴法宪叫“罗案”副主任许心荣调查罗与中统的关系, 许经调查, 确认是特务诬陷。吴还叫许调查罗反对毛主席的事。许去问罗, 罗说, 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许便让罗写了材料。吴指责许的做法是为罗评功摆好。为这两件事, 吴撤了许的职, 将其调离专案组, 调往新疆。罗在三○一医院住院时, 李逸民将许心荣挨整的情况告诉了他。罗瑞卿说:“许心荣是个好人!”

1978年5月18日，罗瑞卿在总参谋部、局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中央“二办”时指出：

关于中央“二办”成立的专项调查小组成员，是否应当追责？我认为无需这样做。是否应对他们产生疑虑？显然也不应采取这种态度……是否需要追究责任？答案是否定的。是否需要进行审查？同样，也无需进行审查。

组建了我个人的项目团队，名单首位是江青，次之黄永胜，第三位吴法宪，第四位叶群。“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仍旧对我采取禁锢，不给出结论，禁止称呼我为同志，也不允许他人探望。这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正是江青一伙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