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打响，中共的财政困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当时，中共的主要收入来源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拨款；二是根据地征收的税款；三是苏联提供的援助资金。

1、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

国民政府的拨款早在抗战开始之前就确定好了。1937年6月，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说：

每月给第三者的费用是三十万元，在二十六年度（1937年）的军事开支预算中并没有包括这部分。除了提交增加预算的申请之外，还请尽快通知财政部，今后每个月都要按时足额拨款，以便我们能及时转交。

七七事变之后，资金时有增加。据1940年国民政府的报告，之前几年提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常性经费为：

1937年，八路军每个月的开支包括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费1万元，还有米粮和兵站的补助费7万元，总计63万元。

从1939年8月开始，临时增加了兵站补助费，每月额外发放2.5万元，这样一来，每月总共发放65.5万元。

1938年1月，新四军确定了经费分配方案：每个支队每月发放1.5万元，军部每月发放6000元，总计每月6.6万元。

从3月份开始，每个月增加2万元的经费，总共增加了8.6万元。到了6月份，这个经费又被调整为每月11万元。

1939年增加的战时费用是每月2.2万元，总计每月达到13.2万元。

另外，这两支军队还有一些临时的费用，比如1938年发放了10万元用于遣散老弱病残的士兵。到了1939年，又拨款10万元用于治疗受伤的将士。

国民政府发放的经费数额，政府和中共财政部门的记录有些差异。

根据中共统计，1937到1939年间，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基金明细如下：

1937年7月至12月总共153万元，1938年是500万元，1939年也是500万元。到了1940年1月至10月，这个数字是499万元。

州政府报告的数据几乎是国家经济部门统计数字的两倍。这可能与中央资金的处理方式有关。例如，光华店购买成品后，再将这些产品分发给机关、部队和群众。

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费用没有记录在账本上。

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能证明这一点。

1938年2月，张闻天表示：

每个月我们都会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五十万的法币。这些钱的分配是这样的：二十五万用来支持前线的需求，剩下的二十五万则用于后方的需求、党的工作以及报刊杂志等方面。

由于墨西哥元的价值比中国银元稍低，所以50万墨西哥元更接近于国民政府给出的经费额度。

另外，八路军在1939年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提到，获得了50万的核定支持，但实际只有8.5万人使用了这笔资金。由于蒙古委员会的情况比较困难，又追加了10万元的资助。这个数字与州政府的报告基本一致。

2. 基础产业的税收管理

除了国民政府给的工资外，还有税收这个资金来源。

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一项叫做“有钱就出”的合理负担政策。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富裕的人群，要求他们根据“能出多少就出多少”的原则，缴纳一定的钱粮。

陈赓在部队进驻某地时，记录下了当地的物资采购情况。

为了防止平均分配，第772团的民政部门被派往重点村庄工作。他们列出的人员名单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能入选，这些人可以得到大约20担粮食。然而，这里的食物非常匮乏，即便是富裕的家庭也只能收集树叶和糠秕充饥。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制度尚未完善，征税能力有限，1939年的税收收入仅有66万元，这仅仅是884万元援助中的一小部分。

苏联及其支持的共产国际在抗战初期占了7.4%，这对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有着重要的期望。

1938年年初，康生和库恩在与苏联代表交流时特别指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协会各自承诺给我们150万美元。另外，还承诺提供3万美元用于照顾出狱的同志。他还提到：“我们需要资金来扩大我们的军队，购买武器，发展国防工业，以及支付政府和媒体的费用。”在日本占领区，普通百姓手头有不少武器，愿意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出售。总之，我们知道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迅速获取所需的武器。在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资金记录。1938年2月17日，他写道：“向中国共产党提供50万美元援助。”

这可能是为了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承诺。

此外，曹菊如曾向中央汇报过专项资金的管理情况：“我负责从1938年2月开始的收支账目。在此之前，大约有几十万美元的外部资金。”

这笔大额资金可能与苏联的经济援助有关。

1939年初，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仍然请求提供经济帮助：

所有的钱都已经被我们用来解决你们的问题了。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或疑问。中国正在开展很多工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们将自行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援助到此为止。

在今年7月，党中央确定了这次援助的资金数额：

请尽快在经济上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获得超过一项重大财务支持——至少500万美元。

共产国际好像并不认可这些数字。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

在1940年，给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帮助是恰当的。

后来，中共中央在收到钱的报告中表示：

“我们党获得的30万美元应该由你们提供。”

因为资料分散且不全，每年具体的援助金额难以确定。不过，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每年都有来自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1938年初，他们收到了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合法资金。此外，苏联也时常给予中共物资上的帮助。

苏联的财政援助对中共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当时中共处于发展初期，领土和武装力量都很有限。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的税收收入是526,302.45元，支出则是497,882.74元；到了1938年，税收收入增加到了907,943.31元，支出则为814,563.49元。两年加起来，收入总共是1,434,245.76元，支出则是1,312,446.23元。

苏联给整个边境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这比整个边境地区的财政支出还多，说明援助的规模相当大。

对外援助的作用有很多，简单来说，就是帮助其他国家解决一些困难。比如，当一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或者洪水，其他国家可能会提供食物、水和医疗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灾难对人们生活的破坏，帮助人们更快地恢复正常生活。此外，对外援助也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在抗日战争时期，来自各方面的援助都旨在支持中国共产党。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从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的对外援助收入中可以明显看出。从1937年到1940年，中共中央向陕甘宁边区拨付的援助资金数额也相对应。

1937年10月至12月的金额是406391.01元，1938年的金额是468500元，1939年的金额是5666667.34元，而1937年前的金额是1085元。

境外收入占边境地区税收的比重如下：1937年为77.2%，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8%，1940年为74.7%。

对外援助是抗日战争初期边疆地区的主要资金来源。

当时的文件KKP清楚地写着：

中央政府和边境地区的各方努力争取外援，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外援的作用很大。

外援帮助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力。在边疆地区，公粮的征收显示出明显的增长。1938年，边疆地区的公粮收成占总收成的1.32%，而193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98%。到了1940年，征收比例明显增加，1941年以后更是上升到大约10%。部分粮食短缺通过税收拨款来解决。

1939年初，阎锡山写信给蒋介石，报告了国民政府每月增加的资金。山西陆军包括已整编的88个团，还有正在整编的12个团、30个保安团、191个游击中队、以及第二司令部等。这些部队的数量是中共整编部队的五六倍，经费也是一倍多。所以你看，给中共军队的经费肯定不菲。

可以说，丰厚的军饷、苏联的援助以及国内外的捐款，为中共在抗战初期提供了充足的财力和较轻的经济负担。陕甘宁边区在战争初期还保留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6. 1940年以后的税收政策

不过好日子没持续多久。从1940年起，国共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也不再给钱了。再加上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自身难保，无法再给中共提供经济帮助，导致支援地区的经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中共中央后来指出，1941年的经济状况非常混乱。

走私武装部队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官员们收受贿赂，自行其是，废除了预算制度。虽然生活艰难，但还是有办法应对。在一些有钱但无奈的省份，每支部队只能分到两磅棉花，而不是个人衣物。政府军砍伐公共树木、拆毁寺庙、砸毁钟楼、挖开坟墓，在几个省份造成了一片混乱。至于贩卖烧酒、销售特产等违法行为也屡见不鲜。

为了让大家都能活下去，中共想了各种办法，比如努力干活、合理花钱、减少浪费、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等。

各个基本区之间互相支持，共同应对困难。据一份中共的报告指出，1943年，晋绥边区对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大量援助，从陕西运去了价值70万美元的特殊货物，这些货物占了陕甘贸易的20%，主要包括宁夏和山西的特产。此举也促进了当地就业。

同时，提高资源吸纳能力对于一个掌控力强、效率高的政党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支援区居民的负担“看似不轻，却无法推卸”。

在平西根据地，老百姓的负担很重，很多地方都超过了总收入的10%，有些村子甚至达到了30%以上。

在1941年和1942年，太行地区的老百姓负担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达到了17.29%和16.96%，这数字相当高。

除了每天的家务外，战争期间，参与战斗的负担更加沉重。1941年，对甘泉县临镇县觉德村的一项调查显示，该村子民需要承担的总负担包括：为他人耕田的工人（免于劳动的优待）总计123天、农民负责放牧245天、参与筑路工作245天、挖坟工作83天、3天的警卫工作、7天的担架工作、为部队提供27双鞋、给部队送信64天。该村子共有137人，其中15到45岁的青年男性共有29人。

这些负担主要落在了村民身上，如果平均分摊，也不是个小数目。

有些村子设有接待员，他们的工作是收取路过村民的少量费用，用于购买粮食和草料。向导的收入是由全村人共同分担的。

中共的武装游击战争经常需要大规模的运动。河北宁津有一首民歌唱道：“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走一千次”。

长时间的行军让鞋子磨损严重。“每双军用草鞋不到十天就得换，帆布鞋也撑不了一个月。”

北方天气非常冷，人不能长时间光着脚走路。有一次，八路军干部铁冲在行军时，鞋子都断了。

我的鞋子烂得要命，一只鞋底都断成了三块，另一只鞋的线头也断成了两截。晚上睡不着觉，想问问别人，又怕人家一头雾水，只好赤脚走路了。有些家庭非常穷，没有布料，就撕烂自家的床垫来做鞋子。

在不同的地方，人们都在忙着制作军靴。1942年，山东各地区总支出为1007093万元，其中党务支出占了大部分，为1007093万元。国家事务支出为210573万元，占20.89%，而军费开支则高达74.15%，占总支出的88.06%。每人每月的军费为6.25元。当年，一套两色的单套装衣售价为6元（包括帽子、背带和子弹带）。冬季服装每人需花费约38元。每人发一套棉衣，排级以上干部额外发一件夹克，战士则每人配两条毛毯和一张床。士兵每六个月平均发射20发子弹，花费15元；同时，每六个月平均发射8枚手榴弹，费用为12元。此外，每人每六个月还会有1元的临时费用。因此，每位士兵一年的总费用大约是129元。

这表明，如果一名士兵每六个月发射20发子弹和8枚手榴弹，大约需要27元。这和一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半年的费用差不多。20发子弹和8枚手榴弹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战争是为钱而打，从这个材料中你会有很深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