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与陈云一同搭乘航班从苏联归来，抵达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与王明并肩，同为政治局委员，享有极高的声誉。次年春季，即在1938年的五六月间，他在马列学院执掌教鞭，负责传授党的理论课程。授课之际，他滔滔不绝，条理清晰，一字不漏，情感充沛。在讲解过程中，他特别提到了一位人物——饶漱石，当时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华东局书记，素有“机关枪”的美誉。他对饶漱石的地下工作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对其非凡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

康生博学多才，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了深入钻研，可谓是通晓古今。尤其是在戏曲历史的研究上，他的成就斐然。书法、篆刻技艺，他均有独到之境。他的书法、篆刻、绘画作品各具特色，然而却鲜少在公众面前展示。归国之后，他的行事风格颇为“识时务”，用四川话来形容，就是非常懂得顺应时势。他深知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精深理解，因此自然不愿看到他人在他面前炫耀。正因如此，一些领导人创作的诗作并未能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而像董老这样的佳作，偶尔才在小报的角落中露峥嵘。

康生的才华一经展露，便时常引发诸多争议。他涉猎的各个领域，其造诣之深，常常让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在京剧这一领域，他的造诣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戏文功底深厚，击打小鼓的技艺亦颇为精湛。小鼓在京剧乐队中扮演着指挥的角色，而我——曾彦修，往昔人民出版社的掌门人，年富力强之际，他正值热血沸腾、青春洋溢，刚刚在延安踏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1938年7月1日，适逢延安举办建党十七周年的首次纪念活动，党校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纪念庆典。马列学院的学子们荣幸受邀参加，于正午与黄昏时分分别品尝了丰盛的猪肉与羊肉宴席。党校位于延安城东约十至二十里的地带，而马列学院则坐落在北门外约七八里的地方。我们于黎明时分启程，抵达后即刻享受了那美味的猪肉与羊肉盛宴。

在午后召开的会议中，我们荣幸地迎来了几位美国共产党的年轻同志。康生同志担纲主席之职，而张闻天同志则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夜晚，我们欣赏了一场精彩的京剧《打渔杀家》。江青同志扮演的女儿萧桂英，她的演绎赢得了满堂的赞誉。那时的江青正值青春年华，大约二十七八岁，她的多才多艺便已初露锋芒，无论是电影表演还是京剧艺术，她都驾轻就熟。

在《打渔杀家》一剧中，阿甲饰演的萧恩形象深入人心。但此后，阿甲却遭受了江青的严厉打压。那时，江青尚未与毛泽东结为连理，仍就读于党校。康生，时任党校校长，曾力邀江青担纲萧桂英一角，并亲自执掌乐队的指挥棒。回溯至1980年，我在广西参与一场会议之际，偶然遇到了党校的旧友，同时也是马列学院的熟识者韩世富与李成铁。我向他们提起那天康生击鼓的场景，他们不仅证实了我的回忆，更透露了为了此次演出，康生提前一个多月便开始筹备，并对表演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严格审查。

康生何时对这类知识展现出浓厚兴趣？尽管他在苏联长期居留，本可深入钻研莫斯科的中文古文献，然而至1938年，他已能熟练地敲击小鼓，这一技艺的来源成谜，同时也映射出他非凡的智慧。在负责土地改革期间，他甚至能向我们传授京剧的精髓。他曾询问我们是否了解“水袖功夫”的内涵，并指出，评判演员演技的高下，关键在于观察他们如何运用水袖。

昔日，“水袖功夫”一词常被用来赞颂技艺卓绝者。然而，我们年轻一代对此却知之甚少。他接着解释，演员的才华往往能透过水袖的舞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水袖技艺非同小可，不容轻视，它不仅体现了演员的内在修养，尤其是对青衣角色而言，简单的挥洒便能将角色的辛酸与哀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见解充分显示出康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

在剖析《西厢记》的过程中，他指出了我们普遍对王实甫的版本耳熟能详，却鲜少关注董解元的版本，而后者实则更显卓越。只需稍加引导，他便能够流畅地背诵出相关段落，令我们得以评判二者之高下。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刻洞察，源自于自学之路，无论是身处苏联的岁月，还是在延安的时光，他都始终保持着勤奋刻苦的学习姿态。他的聪慧与惊人的记忆力，无不令人由衷敬佩。

康生的学问与技艺，堪称出类拔萃，其中不乏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以至于即便是一生投身其中的普通人，亦难以望其项背。在文艺界的上层，鲜为人知的是，他对齐白石并不甚推崇，甚至特意刻制了一方名为“鲁赤水”的闲章，用以与齐白石的作品一较高下，并常将其印章盖于自娱自乐的画作之上。

一般来说，拥有传统国学底蕴与鉴赏力的人对文物均怀有深厚的喜爱，康生在这方面亦然。大约在198年左右……〇她从故宫索要了一些毛笔，其中不乏象牙笔杆，但这一切都是“公平交易”，她以每支四五元的价格从故宫购得。我记得当时还看到了故宫开具给她的收条副本。听闻此言，众人不禁纷纷议论：这成何体统！

在康生的领域中，我们所窥见的，仅仅是知识这座冰山的一角。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却蕴藏着无尽的精华：康生绝非那种会招致江青嘲笑之辈。他所展示的藏书，皆是我国知名戏曲专家傅惜华的私人秘藏，或许可称得上是全国之最。尽管康生将“帝、封、资”的文化底蕴付之一炬，他却巧妙地运用职权，将这些文化珍宝一一收入囊中。唉，一边肆意破坏，一边将佳品收归己有，这样的行为究竟该如何评说！

1956年，故宫博物院在太和殿展出了唐代陶龟砚一件。康生一见之下，便为之倾倒，声称“暂借”观赏。然而，他迟迟未将砚台归还。鉴于故宫博物院无法将其收入账目，不得不为其办理了调拨手续，最终，这件砚台便成为了康生的私人收藏。

自1968年至1972年间，康生频繁踏足北京文管处，其身影如影随形，共计出入32次，盗取图书12080卷，文物1102件。在这批珍贵的藏品中，汇集了宋元至明代稀世孤本，囊括了距今两千余年的青铜器，以及千年古砚、碑帖、书画与印章。甚至还有距今三十万年的珍贵玳瑁化石。这些无价之宝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精华，其中不乏世间罕见的国宝级文物。

康生所搜集的珍玩中，便藏有一方工艺高超的瓦砚。女专家指出，这种瓦砚在我国现存的文物中极为罕见，都已流失海外，国内可能仅存此一例，正是康生所特别珍视的那件瑰宝。此外，还有半枚虎符，据女专家介绍，这枚虎符是在解放后于京郊出土的，以玉石为材质，而一般虎符均为铜质所铸，玉质的虎符在至今的考古发现中仅此一例。由此可知，康生所追求的，皆是世间罕见或独一无二的珍贵宝物。

无可否认，他实为一位智者。他选择“借”而非“购”来经营文物，这一策略显然比他人直接以更高代价购买更为巧妙，更彰显了他的高瞻远瞩。

康生的书法作品在艺术界堪称佳作。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竟能自如地运用双手挥洒笔墨。以下是几幅作品，请您细细品鉴，尤其是其落款的巧妙之处，尤为值得关注。

在2020年的拍卖盛事中，康生先生的两封亲笔信札及三幅技艺高超的双钩书法作品，均以177,500港元的价位成交，引起了广泛关注。同年，其另一幅佳作《沁园春·长沙》亦在香港金钟的拍卖场上顺利易手，成交额高达44,625港元。

康生学识渊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钻研已深入灵魂，在党的历史上被誉为博学之翘楚。陈独秀虽涉足古学领域，却未能触及其核心要义。瞿秋白对其中皮毛略有了解，然而似乎并未达到精通的境地。

那是一九四八年，我依然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滚滚浪潮之中。随着春节的脚步渐近，我们一行人抵达了位于黄河北岸，与滔滔黄河仅一水相隔的阳信县，随后又来到了何家湾村，那是渤海区党委的驻扎之地。鉴于春节期间外出多有不便，我们决定暂留何家湾。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悄然发生。康生向我们娓娓道来，详尽地描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如何成功重获自由的全过程，其叙述既清晰又生动。他们在获释时填写了必要的表格，并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从而完成了出狱的程序。然而，在“文革”的狂潮中，康生却将他们定性为“叛徒”，对此他们感到震惊与不解。

在山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全面铺开之时，康生同志已在当地停留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起初，邓子恢同志承担了渤海区党委整党工作的重任——在土地改革的初期阶段，整党常常被视为当务之急。邓老先生才思敏捷，但在某些具体环节上，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随之而来的是指挥权的更迭，康生接任了这一关键职务。履新伊始，康生便勇于担当。在山东，他全面整顿了两个区党委。其中一位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当时年仅三十余岁，在当地颇享盛誉。康生不仅将景晓村从领导岗位上撤除，还一并免去了渤海区行署主任的职务。另一位则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我们抵达阳信不久，康生便匆匆返回何家湾，对林浩发起了斗争，最终将其罢免。

我们对他们的状况一无所知。然而，通过与毛岸英的交谈，我们仿佛窥见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四人共居于狭窄的住所，同睡一张热炕。我们三位年轻同志——于光远、史敬棠以及我，与毛岸英一样，身材都不矮。

毛岸英自苏联归来不久，言行间流露出几分自在。那时的我们，习惯以“康老”称呼康生。毛岸英对康生对林浩的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其过于严苛。这里所说的“严苛”，是基于我现在的回忆，因为我们当时确实常用这样的词汇；至于毛岸英回国初期是否也有此看法，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他的观点是康生的处理手段过于严苛。一个政治局委员，对待他人怎能如此严厉？！

“究竟为何拘捕你？你既非党内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也不是核心领导层的人物（尽管你后来担任了安全部长的职务）。”面对康生对凌云如此极端的迫害，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在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每逢各类集会或活动，他不仅对个人实施打压，更广泛地实施了株连政策。以“抢救运动”为例，他任意给他人贴上标签，予以定罪，即便是在其弟被指控的情况下，他也能轻而易举地撤销其罪名。

自建国以来，执掌中央党校大权之际，若在街头偶遇不悦之人，他便随意指责其品行不端，致使这些人承受了不幸。此等对他人任意打压，最终导致他被永远开除党籍，似乎也在预料之中。即便四人帮集团曾一度显赫一时，为平息众同志的愤怒，康生或许也成了被推向前台的替罪羊。或许，康生对于身后之事并不甚关心也说不定。

此君思维敏捷，迥异于常人那般迷糊之辈。在特定情境下，他擅长倾听他人所披露的真实状况，并展现出其宽厚的风范。以凌云之事为例，便可见一斑。

1947年盛夏，正值六月与七月之交，我有幸加入了晋西北的土地改革队伍。彼时，康生同志担任了团队的领导，而我则是众多成员中的一员，整个团队的人数并不多，仅有七八人。七月间，康生同志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了一场关于土地改革的会议。由于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同志不愿在炎炎夏日连续八天奔波与会，他们便委托我代为参与旁听。

沿着通往兴县郝家坡的途程，我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了康生那里的状况。那一夜，我选择在他们的村落中寄宿。这里栖息着吴玉章、王明等几位享有崇高声望的民主先贤，鉴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地位，自然需要得到特殊的关照，因此办公厅行政处也设在了此地。尽管我们平日里交往并不多，然而彼此之间却颇为熟稔，自1941年至1946年，我们始终是老友，彼此间建立了坚实的信任。

他们向我透露，康生所辖区域的情况颇具特殊性，各机关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尤为显著。土改工作团的声誉早已传遍各地，尽人皆知。他们指出，在康生的治理下，普遍存在殴打、挖掘地财等现象，其中挖掘祖坟的行为尤为引人注目。彼时，康生担任中央土改团团长、政治局委员以及长期的社会部长，无人敢轻易触犯他的权威。

此处不仅云集了众多人士，其中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成员以及叶剑英、杨尚昆等要员，他们对相关情势亦有所了解。尽管心中存有不满，却因惧怕被冠以右倾的罪名，而不敢直言。办公厅行政处的同仁们建议我访问吴老，并向上级康生反映此事。诚然，我也对此持有疑虑。吴老年事已高，此刻或许已经安享晚年，不愿受到打扰。我深知吴玉章的话语对于康生的影响力有限，即便我亲自陈述，也未必能引起足够的关注。

踏至郝家坡，我决定驻足细听。此行原是为参加一场由晋绥分局主办的土改工作会议，目的是督促各地土改工作团的进度汇报。尽管晋绥地区地域狭窄，经济亦相对匮乏，但地委的设立却颇为密集，竟多达八个。与会者囊括了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以及众多部长和几名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此时，陈伯达已先行离场，缺席了会议，因刘少奇正赴西柏坡筹建中央工委，途中将他一并带走。陈伯达随后亦带走了田家英，致使他们的小组事实上已经解散。而保德小组的廖鲁言与会，于光远亦随行而来。但不幸的是，于光远因手指感染严重，正在兴县接受治疗，因此全程未能出席。如此一来，康生率领的工作团仅余两人参与，我则仅作为旁听者。

为迎合贫困雇农的迫切需求，鉴于农村普遍的贫困状况，整个乡村皆陷入困顿。唯有在困境中探寻解决之道，将那些本不应被剥夺的财产没收，以此对贫困雇农给予支持。在康生的领导下，会议着重强调在康生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斗争。目标在于彻底打击地主阶级，将其完全推翻。此外，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如今这篇文章已历经全面修订。

在晋西北地区，康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支持并普及了“化形地主”的概念，即那些外表贫困却实则拥有财富的地主家族。这一政策使得许多家庭的历史被追溯至三代之前，只要祖先曾是地主，无论后代境遇如何，都被称为“破落地主”或“化形地主”。其次，他倡导挖掘土地以探寻“地财”，声称地下藏有元宝和银元。由于农村贫困和物资短缺，农民们被迫参与这一行为，去寻找传说中的地下宝藏。尽管生活困苦，多数农民不愿参与这种有悖道德的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厚葬习俗普遍，富裕家庭常用银器和元宝作为陪葬品，而晋西北地区则较少见金器。在临县，挖掘坟墓的行为变得普遍，试点村中的多个地点都在进行挖掘。这一错误行为已失控，严重损害了社会道德和良知。这种事情，谁愿意去做？只有那些道德沦丧的地痞流氓才会参与。此外，郝家坡也发生了人员伤亡，特别是妇女遭受殴打，原因是在追查家中财物的埋藏地点。据我所知，郝家坡至少有二三人因此事自杀。

在会议的议程中，康生显然不会直接涉及这类敏感议题，亦未公然表态支持。但他的措辞之间隐含的微妙差别，却足以显现出对某些行为的默许或禁止。与会者都热切期待他能对这些问题表明自己的明确立场。鉴于他在亲自涉足的领域遭遇了不幸，作为政治局的一员，他理应有所回应。然而，他并未对此作出任何批评。

“这种东西会害人，赶紧把它烧掉。”这意味着该文件已被废除，不再适用于实际操作。

在朔县所实施的策略，与他在邻县所倡导的行动有着天壤之别，执行手段亦相差甚远。但当我独自向其汇报时，康生却能给予我认真的倾听。假如他选择忽视，转而对我发难，指责我持有右倾观点，那我的境遇将变得异常危险。这一事件充分表明，他并非等闲之辈，洞察力非凡。在我阐述个人观点的过程中，他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在我汇报的整个过程中，他自己至少也发言了一个小时。

在这场汇报的初始阶段，是我向他逐一阐述。然而，关于此事，我未曾对外有任何泄露。毕竟，一旦提及，旁人往往难以置信，误以为我是在夸大其词，过分颂扬康生的卓越。但那天的情景却截然不同。汇报在当晚十一点钟正式开启，凌云在白天便提前告知了我。然而，康生却坚持要求我进行一场单独的汇报。在整个汇报过程中，他首先对我所负责部门的详细工作进行了介绍，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以至于站立不安，坐立难安。考虑到对方的尊贵地位，我不得不耐心聆听，并在其后进行我的汇报。

我的话语略显晦涩，携带了三份土样和一袋粗糙的窝头，用破旧的报纸严实包裹。其中一份是沙质土壤，我提及它几乎覆盖了全村土地的九成以上，即便每人分得十几到二十亩，他们也显得不感兴趣。第二份是较重的沙质土，尽管不是纯沙，但几乎占全村的六七成，几乎达到了九成九。第三份是半沙质土壤，沙土和普通土壤各占一半，这类土壤在全村仅占一二成。若要耕作，唯有这种土地才能有所产出，而且还需借助肥料和井水。在南方难以理解的是，北方却依赖水井进行灌溉。北方有甜水井和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村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是甜水井，另一个是苦水井。在北方，无苦涩味的淡水井被称为甜水井，而苦水井可能含有盐碱或苦味，这种水只适合饮用，不适合种植作物。在北方，能打出甜水井是一种福气。有了水井的灌溉，即便是一亩地也能收获数百斤甚至上千斤。我在汇报时提到，我们不仅得到了土地，还访问了当地居民，但他们普遍缺乏兴趣，因为中农原本就拥有较好的土地，现在换得五亩沙地，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我还向康展示了糠窝窝头。康询问这是否是百姓的食物，我回答说是县委的，也是我在县委时食用的。因此，那个地区对分土地并不感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的这两项行动颇为巧妙，深知康生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从事保卫工作的人必须如此。若不带些实物，仅凭我的身份，又能说些什么呢？我的汇报，康生听得非常专注，或许认为我这个年轻人能如此汇报，并非空谈。若随意发言，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并未对我进行责问。此后对我的看法或许也因此奠定，可能觉得我不是轻易发言的人。总的来说，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你这书生。”仅以“书生”二字，便已透露出不凡的意味，既未将你定性为“反革命”或“反党”，也未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对你进行指责，仅仅以书生之名要求你离场，以满足贫雇农的期望。此事暴露出，他的言辞与内心所想实难完全契合。即便洞悉实情，他依旧顽固地推行那过激的“左”倾做法。至于背后的原因，此刻难以言明。他实则暗中一套说辞，公开场合又另一套行径。他公开的行为，不过是为自己铺路，以求顺利通过考验，提升自己的地位。

康生并未因我在晋西北土改期间所呈报的情况与我采取的措施存在分歧，便将我定性为反动派。解放之初，我计划前往青岛接受关节炎的治疗，途径济南，便前往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女士正担任组织部部长。抵达后，康生示意我稍作停留。他邀请我至他的私人办公室，向我展示了那些他亲手精心刻制的各式图章。他还特别拿出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亲自示范了盖章的全过程。我心中一清二楚，他此举意在向我暗示，他视我为并非毫无主见之人，即便我比他年轻十余岁。

他不禁感叹，自踏足济南已有段时日，却遗憾未曾探访那赫赫有名的大明湖。恰巧下周便是周日，我打算前往游览一番，期盼能与你共度此行。次日，我与夫妇俩、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凌云先生，以及我自身，租赁了一艘游船，在湖面上尽情畅游。他更是在上岸后，特意带我们参观了王耀武逃离时留下的那个墙洞。大明湖的部分区域被坚固的围墙所围。我们身份迥异，一为普通党员，一为政治局委员。此次出游，他对我格外礼遇。起初，他并不认识我，而我向他汇报的晋西北情况与他所预想的有所出入，那他为何没有将我视作敌人而加以打击呢？这让我意识到，他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并不总是一致，我对此早已有所洞察。

一九六 〇1958年的夏日，我踏入了上海辞海编辑所的门槛。在此之前，我于同年收到了一纸通知，告知我的单位正着手编纂《蒋介石全集》，并希望我能够参与注释的编写工作。到了1979年，当我重返北京之际，我特意拜访了王子野。王子野告诉我，在我离去之后，他遇到了康生。康生关切地询问了我的近况，我如实相告，我已前往上海辞海。然而，康生对此显得有些困惑，他不解为何没有提前通知他。王子野向我解释，康生之所以会这样问，他自己也感到不解，他认为只需通知中宣部即可，为何还需通知他本人。王子野表示，我的离开就让它过去吧。康生似乎在暗示，他有意对我进行某种整治。当时，康生提到，哪怕是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也行，例如摘录马列的相关论述，以供写作组撰写反修批判文章。这看起来似乎只是针对那项工作而言，因为我身上有“帽子”，无法参与写作组，但写作组又确实需要资料，而我恰好能够提供。那个写作组并无任何机密性，仅仅进行理论上的对抗，因此邀请我协助，实属正常。他甚至说，如果我还在，反而可能带来麻烦。

他必须坚守极左立场，全面打击异己，才能获得进一步的晋升。但在私下，他同样对了解真相抱有渴望。那些敢于向他真实汇报的人，不会受到他的伤害。与张闻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生，张闻天显得有些古板，却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康生则不显山露水，他的文化底蕴甚至超过张闻天，但他一生隐藏锋芒，从不显露才华，未曾创作过任何诗歌或画作。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党内，敢于展示才华的人寥寥无几。诗歌，岂能超越神明？若作品超越了神明，又有谁敢公开赞美？历史向来如此。帝王若自认为诗、书法出众，又有谁敢与之争锋？例如隋炀帝就因诗中的一句“空梁落燕泥”而将才子薛道衡处死。

薛道衡是他的得力助手。自此，大臣们明白，若皇帝精通诗词歌赋，唯有装傻保身。皇帝若喜好书法，臣子便需书写拙劣；皇帝若擅长作诗，臣子则需掩饰自己的才华。若作品超越了皇帝，生命可能就此终结。历史上，或许只有曹操与唐太宗相对开明，他们允许臣子展示艺术才华。在这两位中，曹操的开明程度更是远超唐太宗。

康生这位人士才华横溢，其艺术造诣之深，令人惊叹至极。一般来说，那些精通文学艺术之术的人，往往抱持着高尚的志向。然而，他却执着于构陷他人，常如“株连九族”般，将无辜者也牵涉其中。如此行径与其卓越才华之间形成的鲜明对照，不禁让人感到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