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08-18 11:06点击次数: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上将的陨落,令北京为之哀恸。将军平生两度荣膺上将军衔,此等殊荣在我国军队史上绝无仅有,亦无国外先例可循。这不仅彰显了他在军中的显赫地位,更赋予了他传奇般的一生无与伦比的色彩。
屡次与死神擦肩
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在河南省商城县汤家汇(现属安徽省金寨县)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中降临人世。幼年时,他曾牧牛为生,小学毕业后便开始学徒生涯,投身于劳动之中。1929年3月,洪学智投身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南起义(亦称商城起义),并在同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苏家埠战役,作为鄂豫皖根据地指战员们历经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同样也是洪学智难以忘怀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战役中,他所隶属的重机枪连的两位连长先后英勇牺牲,洪学智接任了第三任连长的重任。在战役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不幸的是,他的左胸不幸中弹,子弹击中了肺叶,鲜血如泉涌。幸运的是,被俘的敌军军医主任恰好口袋中携带着几片药物,挽救了他的生命。
1935年三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标志着长征的序幕。同年五月,部队踏上向川西北的征途,旨在与正在转战途中的中央红军实现会师。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肩负起领导军政治部同事,为整个方面军完成后方收尾工作的重任,同时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力量,为红军提供支援。不久,原由第9军负责的为红四方面军筹集粮草、管理后方医院、开展群众工作以及维护后方安全等工作,亦转由红4军接手。作为红4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中枢”。
同年七月,洪学智于黑水与芦花两地,接到红四方面军首长的命令。指示红四军须筹备粮草,并做好迎接中央纵队的工作,同时承担起接收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责任。黑水、芦花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当地武装力量众多,局势错综复杂。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加剧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得群众工作尤为艰巨。面对粮食短缺的困境,洪学智迅速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相关单位,以及军政治机关和直属部队,于夜幕低垂之时启程,翻山越岭,攻克数个反动势力的据点,成功筹集了数万斤粮食及数百头牛羊。
1941年,洪学智将军抵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中央纵队先遣支队抵达黑水与芦花地区后,向红4军政治部发出了信件,指示他们需将所筹集的粮食与牛羊运送至红3军团,进而转交中央纵队。洪学智曾三次通过红3军团向中央纵队输送粮食与牛羊。中央纵队进驻黑水、芦花之后,洪学智又将所筹集的粮食、牛羊及慰问物资亲自送往中央纵队。当中央纵队准备离开黑水、芦花之际,洪学智得以与负责中央纵队粮食补给的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相见。刘少奇见到洪学智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紧握洪学智的手,激动地说:“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及慰问品,正是我们急需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长征之路,战友情深似海,此情此景,洪学智铭记于心。在穿越雪山之际,洪学智目睹了令人心碎的一幕:6位战士在山顶因严寒而冻僵,四周的冰雪无法将他们掩埋。洪学智心如刀绞,不忍将战友孤零零地留在这荒山野岭,遂毅然决然地将他们背下山去。抵达山下后,火堆旁的温暖唤醒了一位战士的生命。众人立刻展开救援,最终成功挽救了5位战士的生命。
“正是那穿越草地的艰辛,才让我们觅得救命草药,父亲的病得以康复,可以说,长征不仅挽救了父亲的生命,更是他的第二次生命!”
“你们红军军纪严明,待我们藏族同胞如朋友,实乃仁义之师,我愿与您结为好友!”巴顿多吉提议,依照藏族习俗,以鸡血为酒,与洪学智结为兄弟,洪学智欣然同意。在瞻化的数月间,红四方面军所需之粮食、牛羊、帐篷等物资,皆由巴顿多吉协助转运。
“长期以来,西路军被误认为是‘张国焘路线’的受害者,其历史事实和研究被视为‘禁区’,被尘封半个世纪。幸存者命运多舛,遭受不公待遇,饱受压迫和屈辱。”这些言论展现了洪学智敢于直言、追求真理的品质。
1941年6月,洪学智肩负重任,投身新四军的工作,历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校长一职由陈毅兼任)、盐城卫戍区司令以及盐阜军区司令员。随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与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并肩作战,共同指挥部队成功粉碎了日军在苏北的扫荡行动,并取得了八滩、合德、淮阴、淮安等战役的胜利。1945年9月,黄克诚、刘震、洪学智等率领第三师(后更名为第六纵队)的勇士们挺进东北。在沈阳至长春的中长铁路沿线,洪学智积极参与并指挥了铁岭、昌图、金山铺、保卫四平等一系列著名的战斗。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洪学智担任第四十三军军长,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解放广东、广西、海南岛的辉煌战役。
抗美援朝后勤功臣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10月,洪学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在这场冲突中,美军后勤人员的配置比例高达13比1,而志愿军却需以1人支持6至10名战士。美军一个团的火力甚至超越了志愿军一个军的整体实力。加之美军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上几乎占据绝对优势,志愿军往往只能在夜间行动和交战,后勤补给面临极大挑战。在战斗中,志愿军常常面临弹药和粮食短缺的困境,非战斗性伤亡亦颇为严重,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前线的作战效能。
“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洪学智阐述道:“现代战争是全方位的立体战争,不仅包括地面、空中和海上,还涉及前方和后方的全面对抗。美国对我国的后方实施了全方位的轰炸,这实际上是在我们后方进行的一场战争。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后勤保障必须适应立体战争的特点,需要防空、通信、铁道、工兵等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便在战斗中提供有力保障,在保障中推进战争。”
在朝鲜战场上,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并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一职的洪学智英勇奋战。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每场战斗都需认真总结经验。”朱德也评价道:“你们所参与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三天后,洪学智匆匆返回朝鲜,亲自执笔起草了《志愿军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他强调:“后勤工作乃是我们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洪学智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承担后方勤务司令的重任。于是,他提议由韩先楚负责后勤事务,自己则前往前线进行督察。当晚,洪学智整理好行囊,吩咐司机发动车辆,准备向彭德怀告别。然而,彭德怀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后勤工作还得由你来负责。”就这样,洪学智被“强制”留在了后勤岗位上。
随着五次战役进入尾声,军委特意派遣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刘亚楼以及炮兵司令陈锡联等同志亲赴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旨在深入了解后勤所面临的难题,并探讨强化对志愿军后勤支援的可行策略。彭德怀同志向杨、张、刘、陈等同仁强调:“当前最为紧迫、最为严峻的挑战,便是后勤补给问题,尤其是粮食与弹药供应的短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加强后勤体系建设。当务之急,便是立刻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否则,诸多后续问题将难以得到妥善解决!”杨立三、刘亚楼等同志认同彭总的分析,返程后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进行了汇报。军委迅速作出回应,下令“在安东与志司驻地之间设立后方司令部”。
首先,他长期以来专注于政治和军事工作,对这两方面尤其军事工作更为熟悉;其次,朝鲜战争中的后勤工作极其艰巨,他担心无法胜任,一旦出现失误,难以向组织交代。
彭德怀与后勤司令部人员洪学智等。
“原来只是这些条件,好,我答应你,支持你的意见。”
1951年7月,美军趁朝鲜北部洪水泛滥之际,对我后方实施了“空中封锁战役”,意图彻底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当这一情报传至彭德怀耳中,他即刻对洪学智叮嘱道:“洪大个儿,敌人意图将战火蔓延至后方,这将是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较量。前方是战士们的战场,后方则是你的责任所在,务必确保胜利!”面对美军每日动用超过900架次飞机的猛烈轰炸,在洪学智等人的指挥下,志愿军创新了诸如分段运输、强行渡江、合并转运、水下通道等巧妙的后勤战术,成功构建起一条相对正规化、统一化的网状战斗化后勤体系。在洪学智的英明领导下,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赢得了“坚不可摧的钢铁运输线”的赞誉。到了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尽管联军空军和海军竭尽全力,试图阻断共产党的补给,但共产党凭借难以置信的坚韧毅力,依然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线,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哦,原来你是担心接受命令啊。”
仗义执言遭厄运
1953年8月,洪学智告别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踏上了前往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的征程。翌年寒假,他重返首都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亲自找洪学智谈话:“军委已作出决定,春节过后,你将不再前往南京深造,鉴于工作急需,军委命你即刻投身总后勤部的工作,军事学院的相关通知已发出。”洪学智对此感到十分意外:“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否依照原计划完成学业后再投身工作?”黄克诚回应道:“目前总后勤部的工作繁重,许多任务都是开创性的,头绪繁多,机构亟需调整,诸多标准亟待制定,因此军委才决定,你不宜脱离实际工作,应立即返回岗位。”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任命洪学智同志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并兼任参谋长一职。当时,我国借鉴苏联模式,参谋长作为部长的首要助手,负责协助部长处理日常工作。到了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首次授衔仪式,42岁的洪学智同志荣获上将军衔,荣膺共和国开国上将的称号。洪学智同志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兵团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则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经历,洪学智同志荣获上将军衔,实至名归。
1955年国庆佳节,洪学智(位于左一)、粟裕(居右二)、陈赓(位于右一)、萧华(位于右三)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
1957年,洪学智正式接过黄克诚的帅印,成为总后勤部部长,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至1959年10月。履职伊始,洪学智便提议取消已设立并归中央军委管辖的总财务部,同时将其并入总后勤部。我国错综复杂的地理条件,导致军队的驻扎条件千差万别。构建一套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后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1959年3月,洪学智亲赴格尔木,深入调研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在西藏平叛的胜利中,后勤保障功不可没。
自1959年庐山会议落幕,肩负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遭受了全面罢免,除保留党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外,其余军内外一切职务均被剥夺。同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规模扩大的会议,核心议题直指彭德怀所犯的错误。发言席上,有人率先挺身而出,揭露了彭德怀涉嫌“通敌卖国”的罪行,以及他与高岗之间的复杂关系。顿时,会场陷入了一片骚动之中。随后,更多人纷纷发言,表达了自己曾被彭德怀所蒙蔽,而如今终于认清了他真实面貌的感慨。
“无论彭总属何军,我都将事实澄清,会议旨在教育,而非整治他人。”邓华、洪学智等人因直言不讳而遭受了惩罚。若他们及时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或许能安然无恙。然而,他们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此次会议中,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官员,不幸被误纳入“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行列,被冠以小“彭黄张周”的称号,并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随后,他们亦被诬陷为彭德怀的“黑窝子”,其中洪学智与彭德怀关系尤为密切,因此也遭到了批判。
“此规定不合理,我必须向军管会反映。”孙炎锋劝他不要多事,但洪学智坚持道:“不能坐视不理。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不公。”在与军管会主任会面时,洪学智严肃地指出:“土地已收获完毕,不久将进行翻耕,玉米留弃实为浪费。为何要驱逐捡拾玉米的村民?须知,这些村民连基本口粮都难以为继,你们不应如此对待。身为军人,切勿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保卫人民,服务人民,永远记住,人民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不久,农场调整了政策,允许村民拾取遗落的玉米。消息传遍后,数十里内的民众纷纷赞誉洪将军为好人,称他敢于为农民发声。
“不要再问我了!我的表现你去向军管会询问,你去向这里的群众了解,以后不必再来打扰我!”洪学智的愤怒让专案组负责人无言以对,只能带着人失望地离开。
“请转告毛主席,我在吉林工作得很好,学到了许多知识。”
“小孙啊,看来主席并未忘记我洪学智啊!”
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洪学智莅临空军部队进行视察。
“务必也将洪学智召回部队!”
军委领导迅速采纳了邓华等人的提议。次日,即8月18日,洪学智正身处长春,参与庆祝中共十一大的盛大游行。突然,有人前来告知:“您无需继续游行,请速速返回,只需简单整理行囊,即刻返回北京,中央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多时!”洪学智对此消息将信将疑,对方却回答:“这是中央组织部的正式通知。”洪学智回应道:“既已至用餐时分,不如先用餐后再行。”那位同志回答:“飞机上已经备好了餐食,您可在机上用餐。”
“咱们得好好喝上一杯!”叶剑英将洪学智召回总后,邓小平亲自点将,洪学智迅速上任,担任国防工办主任一职。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工办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投身民品生产。从汽车到电视机、照相机等众多产品相继问世,其中著名的嘉陵摩托车便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
我军后勤开拓者
1980年伊始,中央军委再度委以重任,任命洪学智同志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职。同年三月,总政治部正式发布由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决定为洪学智同志进行全面平反,恢复其名誉。洪学智同志重返总后勤部,内心充满了感慨。鉴于十年动乱对军队的深远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总后勤部内部派性问题严重。为落实中共中央的决议,洪学智同志明确指出“文革”期间两派均存在错误的观点。尽管有人四处上告,也有人指责他触动了禁忌,但党中央以及胡耀邦总书记均对他的立场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和高度评价。
1981年5月4日,洪学智、王平等总后勤部领导就国防预算分配及后勤建设的若干关键议题,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做了专项汇报。邓小平就此对后勤工作提出了系列重要指导意见。关于后勤工作的角色与职责,长期以来社会存在诸多误解,如后勤部门是否仅负责物资收发,抑或需全面负责后勤建设;各级后勤部门是否仅受本级党委和首长领导,抑或还需接受上级后勤业务指导。1952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批准下,总后勤部发布的关于全军后勤组织原则与领导关系的报告明确指出,上级后勤对下级后勤实行业务领导,各级后勤接受本级部队党委、首长和上级后勤的双重领导。洪学智询问是否可重申1952年“决定”的精神。邓小平随即指示,应以1952年文件为基础,起草新文件,详细阐述后勤职能、工作关系,明确后勤的双重领导机制以及与司、政机关的关系等,经军委讨论后下发执行。邓小平强调,无需担心权力争夺,洪学智同志无需再为此争权。
洪学智向邓小平汇报称,当前后勤编制的职务普遍低于同级别的司、政干部半级至一级,众多后勤人员因此感到自身工作地位较低。目前,仅提及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应参与常委会议,却未提及后勤主要领导也应加入,导致先前参与常委会议的同志纷纷退出。这种状况对于各级党委全面了解后勤情况、强化对后勤工作的领导均存在不利影响。邓小平明确指出:“副职并非必须全部参与常委会议,至于后勤主要领导是否参与常委会议,当时并未有人提出。后勤部门与司、政部门地位相当,理应有一位主要领导参与常委会议。参照军委办公会议的做法,三总部各有两位同志参与。”自此,军队各单位的后勤负责人开始兼任本级党委常委,并以此形成一项固定制度。
面对新形势的挑战,洪学智坚定地执行中央军委的决策。1980年4月,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隆重召开。洪学智强调,现代化的军队亟需与之匹配的现代化后勤支持,必须强化后勤的战斗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洪学智在全军后勤系统中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整顿和建设活动。从其规模、覆盖范围以及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些举措在我军后勤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对于推进我军后勤工作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洪学智的积极推动下,总后勤部的众多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为基层部队的官兵们解决了众多实际问题。洪学智本人更是亲率队伍前往新疆,深入至基层哨所一线。各调查小组不仅带回详实的调研报告,还携来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基层官兵们所经历的艰辛生活,令在场的老帅们深感震撼,不禁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于1982年举行的全军后勤工作研讨会上,洪学智深化了观点,强调后勤工作需坚守“两大适应”原则:一是顺应现代化建设之需,二是贴合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之要求。凭借其深厚的阅历和敏锐的决策视角,以及多方面的卓越才能,洪学智推行了一系列果断的改革措施。他始终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为重,严格执行削减军费开支的指令,并着重指出经费使用必须确保关键领域,即便资源有限,亦要确保事务的妥善处理,人员虽少,亦需保证工作的质量。他倡导打造一个能随时投入战斗、保障战争胜利的战斗化后勤体系;集中资源强化重点建设,优化交通网络,构建后勤通信系统;并指导后勤部队按照实战标准进行训练革新,强化干部在后勤指挥和后方防卫方面的训练,从而提升后勤的战斗化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
面对军费削减的挑战,洪学智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以确保后勤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巧妙地运用营养学知识,指导部队生活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斤半加四两”的伙食标准,即确保每位战士每日能摄入一斤半蔬菜及一两肉类、一两禽蛋或鱼类、一两豆制品,以及一两动植物油。“斤半加四两”的饮食理念在全军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洪学智通过实施和推动一系列创新政策,为我国军队后勤工作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洪学智出访美国。
“我是贵国的空军学院高材生。”此言一出,众人哄然大笑。莱昂斯上将亦幽默地回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洪学智笑着回应:“那可不行,我还没接到毕业证书呢!”
再获上将军衔
1987年11月,洪学智将军与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三位将军一同被委以重任,担任军委副秘书长一职(杨尚昆将军担任秘书长),从而参与到军委的领导工作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强化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以及正规化建设,恢复军衔制度议题逐渐提上日程。追溯至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并自同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到了1980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军衔制的倡议。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深入论证,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这主要取决于我国特有的国情,人生在世,名利如浮云,真正重要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哪些贡献,做了哪些有益之事。”
“应当秉承艰苦奋斗的精神,切勿一味向国家索求,我国仍处于贫困之中,你们应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共同改善家乡的面貌。”